身处湖湘学派传统中的魏源，虽半生为幕僚，却得当时经世派领袖器重。他从湖南一隅走入京师，在浙东放眼世界，重构“天朝”在世界中的图景。
记者/刘畅
停泊在伶仃洋的鸦片走私船（摄于1820年）（文化传播供图/FOTOE）
陶澍门下
1841年7月的一天，57岁的林则徐来到镇江边。这位前任两广总督，在促成虎门硝烟，亲见英国远征军占领香港后，被调来浙江，又即将遣戍伊犁。见到老友魏源，二人对榻连宵，感概世事苍茫。临别之际，林则徐将在广州任职时主持编译的《四洲志》《澳门日报》及一些船炮模型的图纸交予魏源，希望他能以此为蓝本，编辑一部详细介绍海外各国天文历法、火药武器、历史沿革的书，“嘱作《海国图志》”。
那是两位老友此生最后一次相见。48岁的魏源此时仍未中第，半生辗转幕府之中，却深得林则徐信任。27年前，林则徐任翰林院编修时，便对在京城负盛名的魏源有所耳闻，此后一直惺惺相惜。
1814年，魏源21岁时，从长沙岳麓书院随父进京。那时乾嘉盛世已步入尾声，各地起事不断，魏源进京前一年，便有天理教进攻皇宫。进京路过河南，正赶上水灾，魏源目睹“黄沙万殍骨”“食鸩止渴饥”的悲惨景象，受到很大的触动，他欲寻求造成这种景象背后的根源，遂在京师里拜谒硕学名儒。
“入都后，治学甚殷，陋室敝袍，借书还书之车，时喧于市。”他在北京期间结识了年龄相仿的龚自珍，二人志趣相投，均认同公羊学经世致用的特色，以及强调“变易”、改制的理论，双双投入礼部主事刘逢禄门下。
刘逢禄专治春秋公羊学，是当时今文经的执牛耳者。相比固守故纸堆，注重训诂的古文经，今文经的学者注重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，把经书看作是制度论，把经典作为当下行动的依据。龚、魏二人便依此“指天画地，规天下大计”，一展青年的朝气。当时的官员见魏源的诗篇敦厚典雅，四处宣扬，“数日名满京师，中朝公卿大争交纳焉”。
清代魏源著《海国图志》，广州近代史博物馆藏（FOTOE供图）
龚自珍虽没取得功名，好歹也是内阁中书，魏源却不过是个从外省来学习的年轻人。他能受到京城官僚群体的赏识，不仅因为才华，也源于他的家世。
魏源家曾是湖南昭阳的望族，他的祖父曾资助安化青年陶澍进京赶考。魏源进京时，1802年中进士的陶澍正任江南道御史。魏源对陶澍以“通家子”相称，到京后首先投奔这位长自己15岁的世家。陶澍不仅帮他寻访名师，更带着尚未获得功名的魏源，参加自己与同年进士组织的“宣南诗社”，与京城的官员酬答作对、讨论时事。林则徐也曾加入诗社，由此与魏源相识。
林则徐与魏源相知，则始于1825年。林则徐那时是江苏按察使，魏源随在任张渚巡检的父亲定居江苏，进入江苏布政史贺长龄府中做幕僚。林、徐二人同处一地，聚集在已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周围。
魏源眼中“指挥当世事，质朴古人风”的陶澍也曾在岳麓书院读书。乾嘉时期考据学如日中天，岳麓书院却一直秉承始于王夫之的湖湘经世思想，把“义理”的德行培养与“致用”的时务教育统一起来，要求躬行实践。“通晓时务物理”的学规要求，使得陶澍、魏源等人面对动乱的时局，更倾向经世致用的做法。
相似的教育背景使陶澍与魏源意气相投，而“以经世自励”的林则徐也是志同道合。而他们身处当时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，见到的是全国官民矛盾最为复杂的漕运、水利、盐务问题，逼迫他们思考经世之策。陶澍由此被道光皇帝称为“干国良臣”，他升任两江总督，引领的湖湘学派在江浙开枝散叶。
1825年，魏源应同乡贺长龄的要求，收集、编撰清朝历代的经世文章，次年编就《皇朝经世文编》。在这本囊括道光以前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和学术的“政务全书”中，魏源用三分之一的篇幅，罗列包括漕运、盐课、荒政、钱币、水利、道路等务实的文章。此书出版后，数十年都风行海内，晚清俞樾曾说，“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镬，几乎家有其书”。
史料记载，“时巡抚为陶文毅公澍，亦以文章经济（与魏源）相莫逆，凡海运水利诸大政，咸与筹议”。从魏源编写《皇朝经世文编》直到1839年陶澍逝世，魏源参与了陶澍的所有改革活动。魏源既掂量起两淮漕运改海运后，商船租金的多寡，又探访淮河各销盐口岸盐的价差，成为施政的行家里手，使“后两江制府，如江夏陈公銮、侯官林公则徐、长白璧公昌、长沙李公星沅、沔公建瀛，凡有漕、河、盐、兵等政更张，皆延与议定而后行”。
《海国图志》问世
魏源初在江苏做幕僚时，英国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已逾50年，在中国泛滥已近30年，“嘉庆初食者甚少，不二十年，蔓衍天下，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，群而趋之，靡而不返”。
魏源曾在《江南吟》中描述鸦片之害已深入清政府的中枢：“阿芙蓉，阿芙蓉，产海西，来海东。不知何国香风过，醉我士女如醇醲。夜不见月与星兮，昼不见白日，自成长夜逍遥国。长夜国，莫愁湖，销金锅里乾坤无。溷六合，迷九有。上朱邸，下黔首。彼昏自痼何足言，藩决膏殚付谁守？语君勿咎阿芙蓉，有形无形瘾则同。边臣之瘾曰养痈，枢臣之瘾曰中庸。儒臣鹦鹉巧学舌，库臣阳虎能窃弓。中朝但断大官瘾，阿芙蓉烟可立尽。”
陶澍是最早主张禁鸦片之人，他在江苏地区大力禁烟，严管当地商人与英国贩卖鸦片的商贩勾结，起获窝藏鸦片即加以销毁，首开禁烟运动的先河。陶澍病逝后，林则徐成为禁烟派首领。作为幕僚的魏源，始终追随禁烟。
“魏源对鸦片的认知并没有仅局限在鸦片本身，他看到鸦片大量输入造成的‘银贵钱贱’的局面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郑任钊研究员告诉本刊，魏源就此作《军储篇》，希冀币制改革，“开银矿以浚银源”，并“仿番制以抑番饼”，通过制造银元，抵制外国的银两。这与陶澍、林则徐在1833年的《会奏查议银贵钱贱除弊便民事宜折》中提出“欲抑洋钱，莫于官局先铸银钱”的想法如出一辙。那是他们在鸦片战争之前，对英国势力最初的认知。
鸦片战争使这样局部的认知显得捉襟见肘。林则徐“托孤”般将编写《海国图志》的任务交给魏源后，鼓励他投入裕谦幕府，协助策划浙江抗英防务。而魏源在定海边看到北上的英军攻陷镇江、定海，自己几番进言均未被采纳，他意兴阑珊地回到扬州的家，开始埋头编写《海国图志》。
1841年魏源编成了50卷《海国图志》。“以西洋谭西洋”是魏源自己认定的《海国图志》的最大特点，全书的来源既有中文撰述又有西人著作，尤以后者为多。在《四洲志》的框架下，魏源整合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书，以及同时代西方传教士的汉文译著，意图成为涉及“各国沿革之始末，建置之永促，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，纵横九万里，上下数千年者”的百科全书。在初版之后，魏源又在十年间两次增补，最终形成100卷。
百卷本《海国图志》，其中卷37至卷53均为有关欧洲国家的介绍，第50卷至第53卷是英国的部分，魏源努力展现出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完整图景。
“天朝上国竟被小夷英国打败，给当时的国人以巨大震撼。1842年道光帝向大臣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英国的问题。了解西方，首先是了解英国。”郑任钊告诉本刊，魏源试图探究何以英国能从一个海洋岛国转变为能够控制世界贸易、拥有众多藩属国的帝国。
汪晖在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中则总结道，魏源看到，人多地少对海外通商的需求，海外殖民地的资源为国内工业提供支持，保护海外贸易对造船业和军事技术的刺激、以大公班衙形式形成的垄断贸易，以及长途贸易的风险和对货币交换的依赖促成保险、金本位制、税收结构的完善化是英国富强的原因。
“魏源注意到一个事实，英国的海上活动超出欧洲范围是在明代万历年间，当时西班牙垄断着海洋贸易。英国首先战胜西班牙，而后击败荷兰、法国，最终获得通商的主导权。因此通商权实际上产生于治海权。”汪晖在书中介绍，英国殖民主义创造了一种以军事、垄断、占领、转口贸易、工业和金融信贷为纽带的世界市场。“《海国图志·筹海篇》的重要结论之一是，贸易问题必须同时作为军事问题来理解，海战不可避免。”
海洋时代的世界
“为以夷攻夷而作，为以夷款夷而作，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。”魏源在《海国图志·叙》中自言其目的。他放眼寰宇，在《海国图志》里收录了各国地图70余幅，包括他编绘的世界历史地图。逐一为列国作“志”时，他又把中国当作起点，由中国交通的远近，按照五大洲的类别排序。这在如今看来习以为常的做法，在魏源的时代，身为士人儒生，却并非容易。
士人首先面临分辨夷夏的问题。在清政府统治之下，“夷”的概念很微妙，它既能指西方列强，又能指清朝统治者，以及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。“公羊学主张‘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，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’，这种以文化界定的华夷的学术背景，使魏源没有狭隘的夷夏观念，将满人纳入到‘华夏’的内部。”郑任钊告诉本刊，“魏源提出，‘远客之中，有明礼行义，上通天象，下察地理，旁彻物情，贯串今古者，是瀛寰之奇士，域外之良友，尚可称之曰夷狄乎？’魏源以‘进夷狄’的方式，打破向西方学习的障碍。”
与之相辅相成的是，魏源把边疆划定在清帝国的疆域内，构建世界历史地理图景。“中国之海防，自辽而始，至琼而尽，首尾凡万余里”，他将世界划分为与中国东南海疆相对的“南洋”（东南亚及其海域），与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海疆相通的“西南洋”（南亚和西亚及印度洋海域），与中国北部陆地边疆相界的“北洋”（欧洲和亚洲北部及俄罗斯），以及西欧诸国的“西洋”。
“以民族－国家为中心的海洋时代论述，对魏源来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挑战。在他看来，大陆是抗拒海洋压力的腹地，也是迂回包抄海洋势力的通道。”汪晖在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中，将《海国图志》视为兵书，除却详尽介绍各国的武器和制度，魏源力图在清代以前的朝贡体系框架下看待世界的各个区域。比如他书写“南洋”时，呈现越南、缅甸、暹罗等中国曾经的藩属国的失落，“他以荷兰、英国、西班牙、法国、葡萄牙，五个欧洲国家‘纲纪’南洋。在追溯失落的帝国视野中，‘海洋时代’的世界露出它的真实面貌：它是‘西方’深入亚洲朝贡网络内部的时代。因此，不单是英国入侵或鸦片贸易，而是朝贡网络本身的紊乱，构成中国安全的真正威胁。最为重要的是审时度势、合纵连横，重建帝国对于自己的朝贡网络和贸易关系的军事保护”。
这样的思路未受到清政府的重视。桐城派大家姚鼐侄孙、曾书写《康輶纪行》的姚莹曾说到魏源编撰出版《海国图志》后的遭遇，“举世讳言之，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，已犯诸公之忌”。也就是说，谈论《海国图志》几乎成为士林之禁忌。直至1861年洋务运动兴起，洋务派才援引了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说法。维新变法时，梁启超追溯此书为“变法之萌芽”。
这本针对海国的“兵书”，却很快就令海国日本情有独钟。1851年，中国贸易船运去三部《海国图志》至日本。因书中印有天主教字样，触犯幕府的锁国禁令，被视为禁书，由幕府以每部银130文的价格予以收购，拨归幕府御文库学问所和老中牧野忠雄保管。次年又输入一部，归长崎会收藏。
然而，当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·佩里率舰队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，造成拉开日本开放序幕的“黑船事件”后，《海国图志》立刻变得炙手可热起来。当年又从中国输入了15部，幕府收购7部，其余8部都投入了市场。幕府不但对书解禁，而且允许训点翻印，出版日译本。一时翻译、刊刻、训解者络绎不绝，形成了一股热潮，《筹海篇》和《阿墨利加州（美国部分）》尤其热门。两三年内，《海国图志》的“训点翻刻本”及“邦译本”（日译本）多达20余种。而金泽、福井、神户、伊势等处之学馆，争相采用该书作为教授世界地理基础知识的教科书。但仍供不应求，数年之间，书价倍增。1851年，每本仅值银130文，1859年涨到436文。幕末先觉者佐久间象山、尊攘运动活动家吉田松阴、尊攘派志士桥本左内、赖之树三郎等竞相搜集借阅，一睹为快。他们做眉批，写摘要、心得，邀集志同道合者座谈。恰如梁启超所言，“日本之平象山、吉田松阴、西乡隆盛辈，皆为此书所激刺，间接以演尊攘（明治）维新之活剧”。
而在中国，直至甲午战败后，《海国图志》才引起重视，多次刊印。此时，魏源已逝近40年。
后 记
1845年，魏源52岁时考中进士。次年秋，任扬州府东台县县令，后因母亲去世而回扬州守制。1847年入两江总督陆建瀛幕府，获经济收入，游历南方各省，访香港、澳门，增补《海国图志》共60卷。1849年，魏源被委署扬州府兴化县知县。3年后，得补授扬州府高邮州知州。在任期间，增补《海国图志》，成100卷。因对太平军抵抗迟误军报，魏源被奏劫革职，后上谕恢复官职，魏源却辞退归里，后率全家避兵战而侨居兴化。自此他专心佛学，自称“菩萨戒弟子魏承贯”。1857年3月26日，魏源病逝于杭州僧舍。是年，英法联军占领广州。
参考书目：《魏源研究》，李瑚著；《魏源评传》，易孟醇著；《魏源评传》，陈其泰、刘兰肖著；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，汪晖著；《魏源的〈海国图志〉及其在日本的影响》，陈选著。实习生胡艺玮对本文亦有贡献